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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期间,人大经济学院做了什么(八):疫情下的数字经济

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我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提出了新的挑战。与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而言,此次疫情期间最大的一个变化,可能就是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回稳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价值,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观察数字经济、反思数字技术的机会。

从经济理论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为何能发挥这些作用?数字技术如何与公共管理体制更好地契合?在此次疫情的极端冲击下,中国的数字化进程能否按下快进键?基于这些问题,腾讯研究院本期“企鹅经济学·会客厅”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团队,围绕“疫情下的数字经济”这个主题举办了一场线上讨论。

此篇将嘉宾观点的完整版分成两部分,上篇为“疫情冲击下的边界思考,数字化进程能否按下快进键?”,下篇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数字技术如何与社会治理更好契合?”

【会客嘉宾】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

于   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三希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彭丽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程   华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乔  雪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

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上篇

疫情冲击下的边界思考,数字化进程能否按下快进键?

主持人:新冠疫情爆发后,很多人将其与2003年的SARS疫情进行比较。从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防控与2003年有何差异?

刘守英:

这次疫情实际上是一个外生冲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观察数字经济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次外生冲击,数字经济的很多形态我们很难看的太清楚,其价值评价也不够客观。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数字经济的真实面貌很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比如,与2003年的SARS疫情时期相比,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经济运行与社会治理在哪些方面有改进,哪些方面还原地不动,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好好梳理。

与2003年相比,此次疫情爆发以来,信息在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的传递表现出明显的不同。2003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信息传递更多呈现的是自上而下、中心化、选择性和封闭性特征。此后,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信息传递越来越呈现出自下而上、去中心化、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征,这些巨大变化背后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量就是数字技术。实际上,这次疫情从一开始的被发现和引起广泛关注,再到其后的各方力量协同抗疫,我们都可以深刻感受到数字技术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在支撑非常时期的社会力量动员、民生报障、信息和指令传递方面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数字技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已经成了举国体制和“战时体制”非常有益的补充。比如,此次疫情中,我个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起的湖北募捐,在短短一个小时就筹集到100万元的救援资金并迅速使用到灾区,这在SARS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彭丽红:

与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此次疫情防控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许多新亮点:

其一,平台企业发挥了特殊的社会组织功能。疫情防控中平台经济表现出了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一方面,平台企业积极组织人力物力,保障战时民生所需商品的市场供应,全球采买各类急需医疗防护用品,通过企业快捷物流体系向疫区输送防疫物资,在践行社会责任中展现出数字经济的精准高效。另一方面,平台企业还发挥着特殊的社会组织功能,比如京东依托自身公益平台及时发起募捐,为疫区购买输送急需物资,发挥了极强的动员和组织功能,体现出平台企业直接联系各类人群的广泛性和持续性。

其二,数字技术促进服务疫情新需求。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各类数字技术服务大众新需求。例如,针对疫情运用大数据平台,实时在线更新疫情信息,服务公众需求,如丁香医生,清博大数据跟踪舆情,对接防护资源供求,通过雷火求助快线,帮助求助患者快速就医,腾讯、百度、一点资讯均上线了辟谣专区。数字技术应用显现出很强的向下连接终端的灵活性,成为现实社会自上而下层级治理的有效补充。

其三,“宅”生活体现了数字经济价值和韧性。人们足不出户开启线上消费生活。新用户、新需求带来线上线下服务的新商机,“无接触”的“宅”生活进一步促进了社交电商、物流快递等以新的服务方式拓展。在零边际成本和规模经济效应基础上,数字经济供给侧在疫情中体现较强的以变应变的适应性,也体现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主持人:此次疫情冲击是否会成为加速中国数字化进程的新契机?疫情过后,哪些激增的用户和兴起的商业模式能够回归商业本质,真正得以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

程华:

许多研究证明,转换成本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旧技术对新技术的应用形成拖累,减缓技术进步的速度。产业互联网的发展缓慢、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艰难,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疫情防控的“战时响应”特点,产生了打破锁定和拖累的外部冲击,会成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首先,疫情带动了消费者学习、企业管理方式调整和政府部门决策机制的变化,这是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相关主体迟早要面对的学习成本和转换成本。疫情防控的需求,减少了市场转换的迟滞和观望,相关主体不得不迅速借助新型数字手段来完成相应的任务。

其次,推动一些行业快速触达临界规模,提早进入爆发式增长的盈利阶段。远程办公、线上教育、在线医疗等是数字经济未来非常明确的发展方向,但多数平台目前处在“用户规模小导致盈利水平低、盈利水平低导致用户拓展困难”的网络效应负反馈的阶段,疫情爆发的特殊环境下,迫使大量用户进入平台,这可能成为行业发展达到“触点”的有力冲击。

最后,克服传统IT系统建设的沉没成本的拖累,加速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IT基础设施的应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投入巨大,但这些原有的IT构架很难向云端迁移,原有数据结构、运维人员也无法适配云模式。就像美国的各大移动服务运营商在没有充分收割4G投入的利润回报之前,缺乏新一代移动通讯技术研发的动力从而造成5G的落后一样,许多历史长、规模大的国内企业不能直面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原有IT资产的无形折旧和组织机构调整带来的阵痛,这制约着中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而疫情应对则一方面检验和改善了目前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另一方面也创造了让社会各方感受数字技术力量的特殊机会,增加了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感。

于泽:

从目前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发展来看,数字经济更多是和传统产业互补,并不能构成替代。就以在线教育为例,现在全面直播,教师变主播是非常态。线上教育是完全不同于线下教育的,无论是内容讲授方式、师生互动、教学质量反馈等等都不同。当前的现象是暂时的,未来还是需要线上线下结合,找到更好的盈利模式。

此次疫情会使得哪些数字经济产业爆发?我认为,这次不是对消费端产业大利好,而是对企业端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技术的利好,可以说这次疫情会促成数字管理元年。

诚然在假期看到了多款游戏的爆发,但这些是暂时的,疫情结束后,消费端数字化已经基本饱和。智能手机增速下降,手机中APP的数量下滑,每个APP的粘度下降都基本意味着消费端的规模红利消失,渠道下沉已经基本完成。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互联网企业未来发展需要依靠精细化管理,而不是市场规模扩大。要更多依靠数据流驱动业务,提高效率降成本。此次疫情正好是一个契机,每次宏观经济波动都是微观企业调整模式的好时机。

这里说的企业端数字技术不是简单地在线办公,而是业务的数字化、流程数字化、产业链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数字化。在线办公目前还不到爆发期。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以业务流为核心的,不是个人能安排的。而家庭时间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这二者具有很大的冲突性。一旦冲突发生,人们恢复到工作需要较长的调整。共享办公也存在这种冲突,导致出现问题。

程华:

疫情中迅速发展的互联网业务,如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等,仍然具有平台中介、双边市场的特征。市场恢复正常以后,这些商业模式会出现分化。一些业务借助疫情冲击,平台成功解决“鸡蛋相生”的用户规模构建难题后,通过提供丰富的附加服务、构造闭环流程可以成功留住客户;但另一些业务,由于天生具有线下属性,需求差异性强、供给方标准化难度大,平台则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客户粘性。在我看来,远程办公和线上医疗在目前的技术成熟度下,可能分别属于前者和后者。具体来讲,理由如下:

远程办公的核心互动是是信息的交流,讨论、开会、资料共享、分工合作、指令传达等各类活动都可以在线上实时完成,同时视频音频信息传输、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重构现场办公的环境,同时在减少办公空间租金、员工通勤时间等方面又具有很强的优点。因此,我认为,以这次疫情触发的被动线上办公为契机,可以催生出一个庞大的远程办公的产业互联网商业模式。

但在线医疗不同,看病就诊过程中的检查化验、打针手术等环节只能在线下完成,线上服务无法形成闭环,就医过程的核心互动行为的发生并不通过平台进行,因此患者不具有对平台的依赖性。同时,求医问药是极具个体差异和动态变化的异质性需求,在线医疗平台上基于用户数量的跨边网络效应并不强。因此疫情发生所带来的双边用户增加,不过是患者被动的远程就医,以及医生无法正常从业而暂时来到线上,这样的用户基础是不牢靠的。此外,好的医生没时间提供线上服务,有时间上网的医生缺乏线下病人,这一逆选择问题始终是国内互联网医疗平台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这一逻辑并不会因为疫情的出现而改变。

主持人:最近媒体报道都强调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及经济回稳中发挥了独特价值。从经济学机理的视角来考察,为什么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能够发挥这样一种独特价值?

于泽:

分析数字经济能在疫情应对中发挥什么作用,首先要理清数字经济的特征,然后才能更好地借助数字经济的特征去应对疫情。

数字经济是一个新事物,是信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信息经济的第一阶段是计算机的诞生。伴随着计算机的诞生,海量数据就已经出现。但是,这不是数字经济,一方面是信息存储方式不同,另一方面数据的实时性和可处理性都较差。

信息经济的第二阶段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此时数据量已经以几何级数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全面改变了人们的组织方式,网络世界成为了与现实世界并行的空间。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交叉,全面介入了现实世界的社会组织过程。信息经济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数字经济,伴随着数据处理能力、数据通信能力和数据存储能力提升,信息全面以数字化方式呈现。

数字经济是信息经济的第三个阶段,就决定了数字经济有信息经济的一般特征,也有特殊性。数字经济打破了管道型信息,更加体现平台(社群)性和交互性,这就产生数字经济的三种形式:数字商品,数字要素和数字技术。在此次疫情中,这些都为对抗疫情做出了贡献。最有意义的当属数字技术,通过数字定位密切接触人群,预测未来疫情发展等等。

程华:

疫情防控的时效性和全员动员的要求与数字经济的内在特质有很强的契合性,因此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首先,数字经济自下而上的包容性特征提高了疫情防控的广度和深度。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从传统的中心外围网络向完全连接网络转型,P2P连接更加广泛。中心网络结构下,重灾区、重点医院、关注度高的人群可以得到更广的信息扩散和关注度,从而得到更多的救助。P2P完全连接网络下,每一个节点拥有平等的机会,信息扩散更加充分,救助可以更加精准、路径更短。

此次疫情涉及的人群数量多和地域范围广,数字经济所构造的庞大用户网络、自媒体网络、民间互助网络的存在提高了信息汇总的全面性和非中心区域人群救助的及时性。和金融科技发展提高了金融的普惠性、互联网平台的出现降低了个体创业就业的门槛一样,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次,数字平台的多边生态化特征赋予了疫情防控更快更强的动员能力。成功的数字平台都构建了数量众多、功能互补的多类型用户网络,平台本身作为中心化的节点,承担着连接、中介、赋能、管理等重要职责。他们共同构成的平台生态,既区别于依赖层级机构和指令运行的企业组织,也区别于依赖专业分工和价格协调的市场组织。

在疫情防控紧急,涉及规模大、种类多的资源调配时,平台可以弥补单个企业资源有限而市场协调有时滞的缺陷,在短时间里,动员和协调生态中的人员、技术、设备,提供规模庞大的响应服务。武汉城内滴滴平台提供每天数千次的医护人员接送服务,九州通快速再造了捐赠物资的物流体系,京东不间断地提供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及时配送,腾讯和阿里开发了可覆盖几亿人的健康码体系,可以想象,没有数字平台为依托,短时间里是无法完成这些巨大的应急工程的。

最后,数字技术快速响应的敏捷性特征提高了疫情防控措施的动态适应性。疫情突发情况下,常规化的行政管理流程和社会协调机制难以适应防控措施的“战时”需求,借助数字技术则可以迅速构建新的组织形态和反应机制。以社区管理机构为例,这个临时性组织一般由物业公司员工、居委会职工、志愿者等多方人员构成,承担小区封闭管理、人员出入检查、快递物品分发、相关人员隔离等复杂的任务。如果没有微信的群交流功能,没有文字、视频、音频等多样化的沟通方式,很难想象,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机构能够在一夜之间建立,并有效地运转。


下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数字技术如何与社会治理更好契合?

主持人: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冲突与共生、替代性与互补性是长期被争论的话题。在此次疫情的极端冲击下,各行各业的经济表现对我们重新理解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系有何帮助?

刘守英:

我们首先需要考虑清楚数字经济的定位。目前关于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划分存在不准确之处。数字经济并非独立于整个经济系统,而是整个经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无法将经济系统截然划分为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两部分。数字经济要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寻找生存空间和红利。只有能帮助整个经济系统重新组合生产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商业形态,才能更好地成长起来。

但是与此同时,整个经济系统也需要不断改进,否则数字技术对整个系统的贡献就会有天花板,因为数字经济不能突破整个经济系统而独立发展。此次疫情期间成长起来的数字经济新商业模式,哪些是昙花一现,哪些能乘势不断发展壮大,就要通过这一点来判断。比如,疫情期间长出来的在线课堂,过后能否不断发展,需要看这一商业模式能否很好地嵌入到整个经济系统及其要素组合中去,否则就是不可持续的“空转”。

李三希:

这次的疫情防控工作,让我国整个经济几近停摆。从疫情期间的各行各业经济表现来看,我们不能简单认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关系是替代关系,而是需要多层次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有部门替代的关系,比如电商对部分实体零售商的替代关系。但是发展到现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更多是互补关系。比如在生产端,数字化技术更多的在于改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反映的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互补关系。在这个层面,如果实体经济停摆,数字经济的确是不能独立发挥作用,但是不能据此而否定数字经济的作用,只要实体经济开动起来,数字经济就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还有一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既不替代,也不互补,而是独立的存在,这里面尤其是反映人民在精神层面的需求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创造出完全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产品。

因此我们要多层次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次疫情冲击,对各个数字行业的冲击是不一样的。不同互联网公司受到的打击不同,恰好可以用来检验哪些细分行业与实体经济的互补性更强,哪些行业与实体经济的替代性更强。诸如在线旅游网站、共享民宿这样的行业,在这次被打击的很惨,说明其与实体经济的强互补性;在线办公和在线教育的兴起,说明其对实体办公和实体教育的替代性;而在线娱乐等产业,则更多表现为独立性。

于泽:

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经济更高级,传统经济迟早会被数字经济取代。这个观点要慎重。经济学讲稀缺,稀缺就是不同用途之间的替代,所以经济学特别讲替代。但是,数字化之后,很多商品就需要免费,但是企业要挣钱,就需要通过不能数字化的互补品挣钱。所以数字经济不是取代了传统经济,很多时候恰恰相反,是更好地提升传统经济的价值。

乔雪:

我认为不应该一概而论地谈论数字化推广,而是要搞清楚数字技术和传统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之间哪些是替代关系,哪些是互补关系。数字技术中人工智能的使用可能会导致一些行业的大量裁员,比如AI客服软件理论上可以让大量的电话客服人员下岗,一份体育报道软件可以让一批从事相对格式化报道的记者失业等等。当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会创造新行业和新的就业,但这需要时间,而且新的就业群体通常是高技术人才,和夕阳行业的失业群体不同,并不能简单地转移。

2019年,我国的政府报告首次把就业优先置于宏观政策方面。因此,厘清哪些行业中数字技术和劳动力是替代关系,哪些行业中是互补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搞清楚这个问题对稳定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非常有帮助。那么数字技术对哪些人群是互补的呢?经济学研究中有文献发现,互联网技术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对于他们来说是互补的。总体而言,这类定量性的研究还很少,需要更多的工作。但是,从定性角度来看,可以把职业按工种来分,用常规和可变两种特征来界定,常规性的单一工作(也就是低技能)是最容易被数字技术替代的,而非常规性可变性多的工作能从数字技术的应用中获益。


主持人:此次疫情爆发也是对中国数字化进程的一次大考,从中暴露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数字技术如何与社会治理更好的契合?

李三希:

这次疫情冲击确实暴露了我国数字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向下包容的技术与传统社会治理形态之间的矛盾。数字技术的重要功能就是赋能于社会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和组织,丰富其信息来源,提高其决策速度与准确性,更好协调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从而改进社会运行效率。但是,技术的采用,必须要有合适的组织形式与思维方式与之相适应。我们现在部分地方官员的思维方式,还需要提高以适应新技术的包容性。这次疫情充分暴露了相关部门在运用数字化思维方面存在不足。这也是造成我们有些部门信息公开透明不充分的原因之一,在这次疫情中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由于包容性还不够充分,使得我们在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方面有所欠缺。比如,本人参与的校友会募捐活动,请海外校友从欧洲购买到医疗急需的防护服等物资捐赠到武汉的医院,整个过程被各种条条框框、极其繁琐的程序所束缚。因此,经过这次疫情,我们未来一定要建立与数字经济技术兼容相匹配的治理模式,让改革变得更向下、更具包容性。

此外,疫情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数字化发展迅速,互联网企业世界领先。但是,在一些公共部门仍然十分落后。红十字会的介绍信领取物资,让人怀疑我们还活在60年代,政务数字化在这次防疫中也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何更好实现公共部门数字化?公共部门具有和企业完全不同的性质,其中涉及到的激励问题和机制设计等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乔雪:

SARS之后,国家重金建立了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公共卫生系统在数据和信息分享上有了很大改进。但是即使有数字技术,它还是需要人来做决策,需要合适的组织设计来匹配。一般来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两个特点,第一,应对要快,第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围绕着这两个特点,政府的应急治理机制在组织设计和决策机制上要有所调整。

首先,应急的政府治理应该采用扁平的层级精简的小组式架构。常规的政府管理强调政令执行的有效和准确,因此其常态组织架构倾向于垂直型,层级多,信息分享是自上而下地逐层传递。这种多层级的垂直架构有助于责任的追溯性和政令传递的准确性,但由于每一层的决策和资源调配都需要获得上一层的批准,会延长应对的时间,因此不适用应对突发情况。

在突发情况下,信息要能够在不同功能部门之间迅速传递和分享,同时,由于工作通常是非常规的,所以需要面对面的沟通。此外,为了保证速度,每个功能部门控制的范围相对要狭窄,这就要求有一个全职协调人来协调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合作。

针对这些特性,应急的政府治理应该由临时小组和全职协调人构成的两层级扁平架构组成,小组成员为专家和不同功能部门的领导,小组要定期面对面沟通和进行决策,并向全职协调人汇报,而全职协调人根据问题和反馈来协调不同部门。与此同时,信息系统要能够在跨部门之间进行信息共享,因此,数字信息系统的开发需要考虑到跨部门的兼容和共享。

其次,突发公共卫生管理需要采取集体决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常意味着不明病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决策都有一定概率会失败,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因此,决策者会承担决策风险,出于个人名誉或是晋升的考量,决策者就有可能过度保守或者决策滞后。从道德上对决策者做要求无法系统性地解决此类问题,还需要从制度上来根本性解决。

经济学理论中有一类文献分析不确定情形下管理者的决策,的确发现个人的名誉考虑会使得决策者过度保守。要解决这个问题,把决策的后果和个人声誉脱钩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用小组集体决策替代个人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单个管理者过度保守延误早期防控的问题。

除此之外,应急下的社会治理还包含基层社区管理。传染病防控要阻断病毒传播渠道,减少交叉感染。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很重要的一环就是靠社区工作人员,但他们的人数往往是不够的,所以我认为基层社区管理应该有一个合适的设计,要就社区年龄结构来合理配备数字智能技术和工作人员。特别是老年人不熟悉数字技术,社交网络也相对单一,聚集资源的能力有限。因此,他们在数字技术的使用上属于弱势群体。不管是从人的基本生命权还是从节省医疗成本上考虑,数字技术的设计和应用都要多考虑老年人的需求。

于泽:

利用数字经济进行防控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信息采集。在这个过程中,信息采集的边界非常模糊,很多地区难免会有过度收集行为,而这些信息往往又涉及到大量的个人隐私问题。这里面就涉及到数字经济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例如数字信息的产权问题、个人与公共的边界等等。疫情是一种极端的冲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边界上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在正常时期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

彭丽红:

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还不够深入,应对过程中的整体协同性有待加强。国家在法律上对疫情信息发布、事权分工、部门协调、物资保障、应急预案等有非常清晰的规定,从疫情爆发初期的被动应战来看,应急预案的作用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武汉城市治理水平虽在全国前列,但面对疫情快速蔓延,政府部门条块分割,应急决策迟缓,响应快慢不一,家底不清,协调不畅,凸显政府协同治理中的能力短板。

尽管数字政务、智慧城市在加速推进,但是行政系统纵向架构与经济社会组织扁平化、网络化发展的不适应日趋严重。从信息、组织、治理角度看,数字技术的应用还没有真正改变行政体制的运行机制。

疫情中出现的物资短缺,暴露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准备不足,防护物资战略储备不足,精准解决急需关键物资的能力不足。长期的区域、城乡非均衡发展,使得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差距较大,小城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成为明显的短板。防护用品不仅总量告急,医用与民用、武汉与周边城市,结构性短缺十分严重。在这些方面,未来数字技术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疫情的预警机制需要优化。最早出现疫情的武汉,主管部门没有及时进行预警和提示公众有效防护,公安部门甚至训诫网络传递信息的知情人,疫情信息的价值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此番深刻的教训之后应重新检视,如何甄别信息和谣言,真正发挥监测预警作用,避免局部地区疫情向全国扩散。

END


编辑:杨然  核稿:李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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