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的70年是不平凡的70年，是走向辉煌的70年。回顾新中国发展的70年和二战后世界变化的70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新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出版的70年同样也是不平凡和走向辉煌的7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出版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即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文化发展取向向文化自信取向转变。中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出版大国，正在迈向更具世界影响力的出版强国。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度，也是一个学习的国度。庞大的学习人口支撑着繁荣的出版业，每一个读者都可以通过实体书城、网上书店便捷地找到自己需要的图书，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已经养成，阅读已经成为充满活力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在知识供给和阅读市场上的影响力空前提高。每年一度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是一个显著的标志，仅举办了26届的这一盛会已成为全球第二重要书展，举办规模越来越大，参展机构越来越多，出版话题日益多样。

回顾中国出版走向世界70年的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并呈现出四张精彩写照。

发出新中国强劲的声音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特点是发出新中国强劲的声音。

新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中诞生的。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对抗形势和繁重的国内建设任务，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实施政治打压、军事封锁和贸易禁运，一些西方政客每时每刻都期盼着新中国夭折。面对这样的形势，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开始，中国出版对外传播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特点是宣传与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多方面反映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变革，有力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坚决反对西方阵营及美苏霸权主义行径。简言之是要发出中国声音，维护国家利益，反对霸权主义。

尽管国际形势严峻，但新中国的出版走向世界的愿望是强烈的，这扇“走出去”的大门是被西方国家关闭的。为了推动新中国图书的国际传播，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国家出版总署和国家外文局等翻译、出版及管理机构，负责中国图书的出版管理和国际传播。当时新中国图书国际传播的主要输出地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据有关历史资料显示，当时中国输出的书刊包括中文书刊、艺术画册、图片、书画、年画和各类艺术出版物，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读者来说，认识和了解一个有着数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图书交流的“蜜月”时期。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随着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恶化，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日趋缩小，中苏出版界的交流也陷于停滞。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图书国际传播也从快速扩张转向日益缩减，国家指定的出版机构和部门组织编写了一批进行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出版物，其他出版单位较少进入国际传播领域。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在国际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两条战线作战的局面：一是针对苏联、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指责和攻击，坚决批判和揭露苏联等国的修正主义、霸权主义行径；二是继续坚持批判和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和美国霸权主义行径，捍卫国家利益，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

敞开改革开放的宽广胸怀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特点是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向世界敞开改革开放的宽广胸怀。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序幕。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助力国内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经验、科学技术知识和建设成就，为中国发展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出版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出版合作与交流，通过推动图书贸易发展增进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出版国际传播无论是从工作重心、主要任务，还是从传播对象、内容、方式和观念等方面都实现了重大转变。

这一时期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突出特点是为了适应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比较集中引进西方国家有关经济管理、科学技术和其他优秀文化成果，相当一批有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翻译出版的系列经济管理图书———“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都成为那个时代特殊的记忆。例如，“经济科学译丛”是由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领衔，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推动的，其中许多人都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学的翘楚。可喜的是直到现在，那个年代和此后进入高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的学子，几乎都对这两套译丛十分熟悉，每每道来，如数家珍。

这一时期中国出版国际传播也在迅速成长，中国出版界与国外境外出版机构的多样化合作也广泛开展。特别是一批介绍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图书输出海外，包括与日本合作出版的《中国陶瓷全集》《中国工艺美术丛书》，与澳大利亚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中医文库》等。此前因各种政治因素停办的许多外文刊物，也逐渐开始恢复出版发行。这些刊物复刊后都积极参与到对外宣传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国际传播中。

历史还会记住这一刻，那就是1984年底《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在英国出版发行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开始了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热潮，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空前提高。正是有全世界的关注，中国出版国际传播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

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进入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特别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出版国际传播快速提升，中国出版“走出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这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出版国际传播也乘势快速发展，其主要任务和基本特点是确立了“走出去”战略并大力推进中国出版“走出去”，长期存在的版权贸易逆差逐渐缩小，海外认识和了解中国渐成热潮，有效地加强和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简言之，中国出版国际传播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开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国际传播发展路径。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深刻论述，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该《决定》不仅表明中国已经明确提出和规划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设想，而且提出了建设新闻出版强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这一时期中国出版国际传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随着中国出版国际传播国家战略的确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步伐整体加快。从全国图书版权输出增长情况看，2000年为638种，2002年为1297种，2004年为1314种，2006年为2057种，2008年为2455种，2010年为3880种，2012年为7568种，十余年间增加了10多倍。其中输出到非西方国家的图书版权增长也很明显，2008年为536种，2010年为1144种，2012年为2173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版权贸易严重逆差的情况也已经得到根本扭转，从世纪之初的1：10以上，调整到现在的大约1:1.5。

二是国家相继设立了若干重大出版国际传播工程，从顶层设计和组织带动方面进行大力提倡和有力支持。在原有《大中华文库》工程之外，2006年设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设立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0年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重大工程和计划，这些工程和计划对于中国出版国际传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要求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准，传承中华文明，反映时代风貌，适于国际传播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出版物。“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重点则是支持一批有影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中国主题图书，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作为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

三是这些工程和计划都是充分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方式进行。这确保了这些项目的引导作用和资金的撬动作用，通过政府与企业间、国际与国内间的合作，使一大批中国优秀文化成果和文化产品被推介到国际主流渠道和主流人群。这些作品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极大地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更是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插上了翅膀，一大批扎根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把中国文化带向了世界各地。

讲好中国伟大复兴的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进入了新时代，其主要任务和基本特点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传达中国立场，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并提出中国方案。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新时代中国出版国际传播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中国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参与国际治理并提供中国方案，推进“一带一路”文化相通。简言之是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要围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一时代主题，正在大步迈向世界出版舞台的中央。这一时期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突出特点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成为鲜明的时代亮点。向世界全面、系统地介绍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追求，既需要有广泛的国际交流，又需要有权威的理论阐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为中国出版国际传播提供了最好的理论著作，它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阐释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和世界意义，深刻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丰富内涵。该书外文版的发行地区和发行量都创中国出版的历史纪录，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欢迎。例如，2015年美国书展期间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研讨推广会，吸引了众多美国读者的参加，美国政要、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等出席了推广会并发表演讲。基辛格评价道：“这本书为了解一位领袖、一个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文明打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

二是在不断增强“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的背景下，中国主题出版物的国际传播大幅度增长，使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例如，2016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了67家出版机构的126种图书，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中国主题图书，包括“中国梦与浙江实践”丛书、《大国外交》《中国战略新布局》等。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13年为7305种，2015年为7998种，2017年则增至10670种。输出到非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版权2013年为2037种，2015年为2680种，2017年为5130种。

三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文化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与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是中国针对人类发展与未来命运而提出的重大倡议和中国方案，自提出以来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响应。这为中国出版的国际传播提出了重要使命和任务，自2014年设立的“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实施以来，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引领，以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服务党和国家对外战略为基本任务，加强内容建设，创新方式方法，强化布局布点，打造交流平台，提升我国出版在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仅2015年“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就资助了530余种图书，资助金额达到5700万元，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四是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还面临着推动经济全球化、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重任。中国出版正以崭新的形象和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出版事务、推动国际出版合作，特别是以主宾国形式参与国际出版活动，效果突出。例如，习近平总书记作为贵宾参加了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出版界贡献了该书展自设立主宾国以来规模最盛大、内容最精彩、活动最频繁的主宾国记忆。主宾国主题馆面积达2500平方米，突出经典与创新的主题，以图书、出版为载体，展示从甲骨文至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出版史、文明史、科技史、思想史和文学史，展示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和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又如，2015年中国作为美国书展主宾国，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出版交流与合作活动，成为在西方大国成功举办大规模文化活动的范例。中国约有150家出版集团和出版社的500余名出版人员参加，展出了近万种图书，实现版权输出1328项。

回顾历史，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走过了辉煌的70年。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中国出版国际传播必将迎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

文章来源：国际出版周报

相关链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