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2000年起关注中国院士制度中的乱象，并曾对中国院士制度课题立项研究（资料照片）

王正敏“造假”风波，引发社会对院士遴选与退出机制的再思考。日前，华商报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海兵，他从2000年起关注中国院士制度中的乱象，并曾对中国院士制度课题立项研究。

>>应该建立一种淘汰机制、除名机制

“一个学术造假的人没有资格做教授，甚至没资格做教师”

华商报：你如何看待中科院院士王正敏被举报一事？

顾海兵：我觉得这是件好事，能暴露出目前我国院士制度的许多问题。

首先，在院士推荐方面，王正敏被举报院士申报材料造假，而当初推荐他的院士也承认对他并不熟悉，只看了推荐材料，听信了复旦大学的推荐意见，没有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了解，就推荐了他做院士。

院士的推荐应该是一件极其慎重的事，必须对候选人进行确切的了解。但许多院士推荐人已经脱离科研一线很久，他们不一定了解候选人的情况，尽管同属于医学学部，但不见得对每个研究领域都了解，并且可能也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把关，因此主要的依据还是候选人的材料和归口单位的推荐意见。很多时候都是单位在推荐，如果单位造假或失实，很难被发现。两院院士两年增选一次，在整个学术认定方面可能并没有留出足够多的时间让推荐人去判断。

其次，反映在处理上，过去几年，两院院士被举报抄袭、造假的事件并不少，但很少有涉事院士因此受到处理，最后往往都不了了之了。按中科院的程序，学部对收到的投诉，首先会转交给院士所在单位调查处理，但院士所在单位并没有内在动力去查明真相，总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形成了类似“官官相护”的网络，这也就使后续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院士。既然不会严肃处理，中国的学术造假肆无忌惮。

这次事件中，复旦的调查的确难以让人信服，很糟糕的一点是，校方质疑举报人有不良动机。众所周知，举报内容与举报动机没关系，学校需要查明是否有学术不端事实，而不是去追究举报人的动机——这也是近年来一些高校的常用做法，把正常的学术不端争议，引向动机论，演变为个人恩怨。这就把关键问题搞偏了，把水搅浑了。

调查组的组成也值得探讨，仅靠复旦大学调查肯定是不够的，并且谁来监督复旦的调查？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并没有看到权力的制衡机制。我觉得必须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

华商报：院士如果存在问题，是否应该有退出机制？

顾海兵：院士应该是一种终身的荣誉，它不是一个实际的职位或者职务，如同我们评选的劳动模范一样，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应该是伴随终身的。而无论退休还是退出，都只存在于实际职务和职位上。作为一种荣誉，“院士”不存在退休与否，但应该允许有院士称号的教授可以退休，而这些有院士称号的教授退休的问题应由其所在单位来商定。我们的一些院士早已不在教学一线工作了，让他们继续做教授是不合理的。

“退出”机制的说法并不规范，“退休”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退出”，失去投票权的荣誉院士可以理解为一种“半退出”。应该是建立一种淘汰机制、除名机制，对于不合格的院士，应该有相应的惩处，把没有资格做院士的人淘汰掉。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仍要接受严格的教学考核，如果课讲得不好，照样得下台。我国历史上也有过两名中科院院士被除名的情况，但一个是政治原因，另一个牵涉经济问题，据我所知，好像至今都没有院士完全因为学术问题被除名。

并且我觉得，如果真的存在学术造假，这就不仅是院士称号的除名问题了。这突破了做学者的底线，一个学术造假的人没有资格做教授，甚至没资格做教师。因此王正敏事件必须彻底深挖，查明真相。

>>国外“院士”不仅没工资 还要交会费

“在很多国家，科学学会会员只被认为是最高学术荣誉之一，而不是最高荣誉，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

华商报：你从2000年就开始研究中国的院士制度，作为经济学者，为什么会想到研究院士制度？

顾海兵：我的研究领域虽然主要是经济，但不局限于经济，我也关注学术和科研，因为我本身也是在搞学问嘛。十几年前，我开始关注院士的话题，因为当时我注意到中国有太多的院士，却有太少的科研成果，比如最能反映中国科学技术最高水平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连续多年空缺，而院士的选举却热闹非凡，可以说是没有战功却有战斗英雄，这种反差很奇怪。而且许多院士已经变成了“学霸”、“学阀”，垄断学术资源，阻碍了科技创新。所以我就想，能不能从学术的角度分析一下这种现象。

2003年，我的一个课题就是对国内外院士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我发现除俄罗斯外，国外是没有院士的，只有学会会员。从美、英、日、德、法等发达国家都没有大而全的实体性科学院，只有松散性的科学学会。但国内往往将其译为“科学院”，将会员译为“院士”，这是牵强附会。在很多国家，科学学会会员只被认为是最高学术荣誉之一，而不是最高荣誉，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也不是最高学术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