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4月20日的“浦山讲坛”线上活动上解读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他给出了五个关键词：超级疫情、中国方案、阶段性成效、超级压力、政策再定位。

超级疫情

第一个关键词是超级疫情。这一次新冠疫情在本质上是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一种新现象，虽然过去出现了很多超级疫情，也出现了很多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但是这一次是人类首次在交往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时代，面对这种传播性强、致死率高的公共危机。因此，它对于整个经济系统的冲击不仅仅是拘泥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而是全球性的。

对于经济系统的冲击也不仅仅是来源于供给侧，同时来源于需求侧，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疫情及其传播，包括相关的政策调控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超预期的冲击，是当前经济社会系统难以承受的。

因此，超级疫情对于一季度经济的冲击史无前例，超级疫情形成了超级冲击。

中国方案

第二个关键词是中国方案。中国方案很重要的特点在于，在严格的疫情管控基础上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经济对冲和经济救助政策。

刘元春认为，这一政策组合是基于我们的国情，基于中国的体系。首先在1月23日对武汉封城，中央成立疫情领导小组，然后采取一系列的停工停产停学停市这样的严格管控措施，直接导致经济社会停摆效应。在经济停摆期间，经济政策首先服从于疫情阻击战。

在疫情取得一定成效，特别是在2月初期和中下旬，国家从全面管控转移到疫情管控与经济社会统筹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中国在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救助，同时采取了分级分批的复工复产的政策。具体体现在财政、货币、就业、民生、改革等一系列领域展开的相应政策应对。

这些政策应对，往往让民众感受到有一些零碎性，没有整体性的直观感觉。因此在3月下旬和4月份，美国出台超级对冲政策，以及日本等一系列国家出台各自的救助政策之后，很多人就在讨论是不是中国在经济政策上力度过小，特别是中国的政策过度偏重于经济刺激而忽略了危机救助。

这种认识可能是有问题的。

目前财政政策已出台1.3万亿规划，以及已经落实的5000多亿政策支出，针对的主体在于贫困人群的救助，和中小企业的减税降费以及相关的贴息贷款等。

货币政策通过降准降息同时加大流动性的投放。虽然现在是小步慢走，但是整个一季度M1、M2、社会融资、贷款增速已经在3月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按照我们的统计，目前整个货币政策所出台的支持资金达到了4.4万亿。

在民生导向下，延续过去的“六稳”，而“六稳”当中第一稳就是稳就业。把稳就业作为我们当前经济社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稳就业方面我们出台了五大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补贴企业保工保产，加大失业救济，加大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加大大学生毕业的就业政策。这些工作加总起来，再加上商务部出台的稳外贸、稳外资的20项政策，发改委牵头的23个部委所出台的19大项促消费的政策，再加上其他类型的一系列改革配套政策，应当说我们在整个疫情期间，采取的政策是根据中国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来进行实施。

为何中国不出台天量的救助政策？

刘元春认为，中国疫情冲击对于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压力与欧美具有本质性的差别。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承受力与欧美也具有明显的差别。

比如在就业政策方面，美国主要是通过发放救济金来对冲失业人员的大幅度上涨。德国主要是以救助企业来减少失业率。我们的方案可能是介乎于德国方案和美国方案之间。这是符合我们的国情的，因为单纯发放救济金，中国大量的农民工不在失业救济的范围之内，很难触及到我们的边际人群和受冲击最严重的人群。

第二，通过传统的民生体系进行救助，也会存在一些救助压力。比如说单纯给一些中小企业发放补贴，进行贷款支持，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还有大量的工商个体户，他们在税收体系在社保体系是非常不健全的，通过传统体系是很难触及到这部分人群。因此我们对这一部分人的救助，按照欧美模式来进行可能问题就很大。

货币政策也类似。疫情对于欧美冲击的第一波浪潮是金融冲击，而对金融冲击的第一浪潮是流动性冲击。这就决定了欧美的救助方案必须是流动性对冲。但是中国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是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救助和救助金融市场存在很大的差别。

阶段性成效

第三个关键词是阶段性成效。

第一，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严格管控所带来的代价是一季度负6.8%GDP增长。这个代价大不大？按照目前的预测，美国和英国一季度的经济收缩幅度都很可能超过两位数，不仅如此，欧美的疫情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最糟糕的可能还在二季度。

因此对负6.8%的认识，一定要从全球范围内，从一种历史角度来认识。从结构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复工复产进展比较顺利。3月份很多参数的反弹不仅仅表明是技术性的反弹，而且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弹性。

当前的阶段性成效，印证了严格管控加温和的经济对冲这种模式具有其适应性。

超级压力

第四个关键词是超级压力。

下一步在复产复工基本完成，经济循环开始常态化，中国仍将面临五重下行压力：

第一重，疫情还在全面展开，我们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必定导致对经济带来掣肘；

第二重，前期金融震荡所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以及持续的金融震荡还会发生；

第三重，各个国家在严格管控过程中间导致各个国家的经济停摆乃至全球经济停摆所带来的中国外部需求的下滑，以及我们的供应链、产业链的断裂，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这种冲击我们认为在二季度将会全面显现；

第四重，我们仍面临周期性下行压力，即趋势性下滑压力；

第五重，复工复产面临如何常态化的问题。当前仍需要强劲的推动力，才能使停摆之后的马车能够快速地产生破冰效应，恢复到常态。

这五重压力叠加就会导致，中国二季度所面临的压力比一季度单纯的经济停摆压力还要大。

政策再定位

第五个关键词就是政策再定位。

最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于过去以“六稳”为主体的宏观政策进行了全面定位。

首先，从“六稳”到“六保”；第二，要求研究和设计一揽子宏观政策举措，即需要一些超级应对举措来应对我们在二季度即将面临的五重叠加的下行压力，以实现全面小康，全面脱贫的目标。一方面要聚焦民生救助，另一方面要聚焦于经济的刺激。第三方面，还要聚焦于化危为机的改革推动。

因此对于下一步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中国方案的进一步的改善，应该进行高度关注。

保就业，保民生，保经济主体，这是中央提出来的前三保。在疫情的冲击下，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必须要持续做，这当中的核心就是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的民生政策和积极的经济主体政策，抓住我们目前的窗口期，眼下外部冲击尚未完全到来，我们的基础还不错，仍有政策空间。

那么，在消费方面，需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引领大家预期的一揽子政策。第二，在投资方面，要有以新老基建为主体的一系列启动计划。民间投资的启动是重中之重，关键之中的关键。

这三方面不仅仅要有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货币政策一定要宽松。从一季度数据里面可以看到，在我们GDP增长幅度负6.8%的情况下，金融增加值增速依然达到6%。也就说金融利润的增加值是建立在经济停摆之后照常收租金照常拿利息这个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与经济匹配的宽松政策，这种实体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这种错位，一定会是经济正循环常态化的最大障碍。所以货币政策不一定要大水漫灌，但在价格上的变化、降息的力度一定要大。

所以目前，当务之急是拿出一揽子计划，要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密集推出。这是最为关键的。

（文章来源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