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必须认识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到现在对经济的冲击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分阶段多批次的。而重启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摆不能只靠新基建。

刘元春认为，第一波冲击是疫情所带来的“休克停摆效应”。2月份，我国大量宏观经济参数腰斩，投资、消费增速为-50%到-60%。在这个阶段里，疫情全面防控，社会经济活动停摆。

第二波冲击是经济停摆重启的成本冲击。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疫情对经济产生的间接冲击就是经济停摆之后重启经济运行必须实施“大推动”，必定带来严重的重启成本。在市场自发状态下要实现复工复产和经济循环的常态化不仅时间漫长，更为可怕的是可能陷入低水平的“恶性均衡”之中。因此，要克服自我修复的市场失灵，必须依靠强大的行政干预和刺激启动。3-5月份，我国经济都会在这样的状态下运行，出台新基建等大需求刺激，全面重启中国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

第三波冲击则有可能是本轮疫情在历史上占有最突出地位的冲击，那就是疫情全球蔓延和“全球大流行”必定会导致各国管控模式向“全面管控模式”靠拢，这将会导致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产业链和资金链出现断裂，全球经济出现短暂停摆。

刘元春直言，这种世界性的休克停摆所产生的冲击将是中国在今年必定要承受的第三波冲击。这个冲击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讲都比第一波冲击和第二波冲击所带来的持续性和损失要严峻得多。如果全球经济的休克停摆出现在4-6月份，也就是中国经济全面复工复产的阶段，那么我们将面临订单消失、无工可复的窘境，面临“两头在外”的产业和企业在遭受前两轮冲击之后面临更严峻的冲击。因此，我们对于产业和企业的救助，对于这些区域和行业复工复产的安排必须全面考虑未来的第三波冲击。

刘元春认为，在上述三轮冲击之后，我国经济才能过渡到循环常态化。我们在经济循环常态化之后来实施“保增长”“保目标”的扩张性政策计划才会有坚实的基础，才会在底线管理的基础上有效拿捏扩展的幅度和实施的路径。

针对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刘元春判断，疫情如果能在4月底全面解除，我国的投资增长速度可能会快速上扬，而消费也可能在各个部门或区域短期消费刺激下快速恢复，但不要对消费报复性增长抱过多希望。我们所面临的第三波冲击的最高点可能在4-6月份甚至更晚一点到7-8月份。如果果真如此，我国二季度、三季度外需下降幅度可能会超越我们的预期。因此，要保证经济循环常态化和就业的稳定化，仅按照目前“六稳”和“新基建”的节奏，拘泥于3%财政赤字的限制是难以应付的。所以，刘元春给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要在底线思维基础上有最坏的打算，使我们的政策应对方案在基准判断的基础上具有可调整、有弹性、可扩张、多元组合的特性，而不是简单地拘泥于我们的“新基建”。

第二，必须短期刺激、中期调整与中期扩张相结合。目前很多人拒绝刺激，但是要想摆脱经济休克停摆，使经济循环常态化，必须要有“大推动”，这个推动必须足够克服运行前的摩擦力，产生“破冰效应”，才能够使中国经济循环常态化。因此，必须要以中低阶层的消费补贴和中小微企业、受冲击最大的产业部门补贴和扶持为核心来展开当下的短期刺激。从中期来看，则可以设计以“新基建”为先锋，新老结合为主体，经济投资与民生建设相结合、硬项目和软建设相结合的政策组合。

第三，货币政策必须明确向适度宽松政策进行转变，包括准备金率的大幅度下调、利率下调，特别是我们应当考虑将接近10%的准备金率所冻结的十几万亿元资金转化为国债或特别债券，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宽松腾挪出空间。在全球都进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的保守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国过度地承受全球疫情和“休克停摆效应”所带来的成本。

第四，我们政策出台的时点一定要把握得清楚，要分阶段、分时点、有节奏地组合应用。当前是化“疫”为“机”的窗口期。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所设计的路径和内容没有一种恰当的组合，可能就很难抓住当前创造制度红利的窗口期。

由于重启经济停摆必然需要“大推动”，但这种“大推动”绝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新基础设施建设，而应当主要通过危机救助的形式刺激短期消费，既可以兼顾危机救助，又可以保证经济增长。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十分充分的前瞻性研究和政策储备，那么我们就不会重蹈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覆辙，也会克服目前“谈刺激就色变”的心理困境，坦然渡过后面的难关。

（文章来源于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