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中国近三年的经济增速大幅放缓，2014年降至7.4%，与国际金融危机前2007年14.2%的增速相差几乎一半。目前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内涵与应对增速放缓应该采取的宏观政策还存在争论。争论主要聚焦在两个问题，一是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放缓还是潜在增速放缓，二是未来五至十年经济增速会不会继续放缓。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客观判断当前与未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并科学定位应对增速放缓的宏观政策。

目前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周期性放缓，但由于面临潜在通胀风险，因此只能谨慎使用货币政策。

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观点认为潜在增速下滑是经济增速放缓的核心原因。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如果总需求增速下滑幅度（实际增速）大于总供给增速下滑幅度（潜在增速），那么会有经济衰退和物价下降；如果两者同步下降，那么会出现经济衰退而物价稳定的情形。在经济增速从2010年1季度的12.1%回落到2014年7.4%的同时，中国的CPI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他们据此认为当前增速放缓主要是潜在增速下滑。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度量价格总水平的常用指标除了CPI之外，还有PPI。近三年中国的CPI基本稳定在1%~3%，但PPI却已连续30多个月为负，可见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具有周期性放缓的典型特征。

根据潜在增速的定义和算法也可以判断出，当前增速放缓主要是周期性放缓而非潜在增速放缓。潜在增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资源实现最优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速。一般有两类计算方法，一类是生产函数法，另一类是滤波法。前者将GDP对各类生产要素进行回归并剔除随机冲击，从而计算潜在增速；后者通过对GDP进行高度技术化的平滑处理，从而计算潜在增速。两类方法各有利弊，不过计算出的潜在增速都是穿过实际增速的一条光滑曲线。因此，实际增速在长期中肯定与潜在增速一致，不过短期可能会偏离潜在增速，表现为经济过热或经济萧条。近三年中国的情形应该是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危机前（特指2002年~2007年，下同）中国经济增速为11.2%，2008年~2011年降为9.6%，2012年~2014年进一步降为7.6%。如果当前增速放缓主要是潜在增速放缓，那就是说中国潜在增速几年内迅速下滑了4个百分点！笔者判断，近几年中国潜在增速的确在下滑，但不可能突然下滑4个百分点之多，估计下滑幅度为2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当前增速放缓主要是周期性放缓。

之所以认为潜在增速不可能在几年之内下滑4个百分点之多，是因为从增长核算的视角看，影响潜在增速的因素是资本存量、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它们在短期内都不会迅速下降。首先，资本是存量，而投资是流量，即使投资增速从危机前的24%下降到2012年~2014年的18%，也不会导致中国庞大的资本存量出现增长率的大幅下降。其次，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下，中国劳动力数量从2012年开始步入下降通道，但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分别仅减少了345万人、244万人和371万人，与9.15亿的劳动力总量相比微不足道。第三，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不断延长，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在逐年提高而非下降。最后，近几年中国没有出现剧烈的技术冲击和制度变迁，因此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会出现增速的大幅下降。

作为总需求的实际增速近几年的确快速下降，尤其体现在投资增速和出口增速的下滑。危机前投资增速稳定在25%左右，而2012年~2014年投资增速分别大幅下滑至20.6%、19.6%和15.7%，下滑幅度达10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下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房地产投资的周期性调整大幅拉低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二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金融资源错配、产能过剩、资源环境压力加剧等深层次因素，导致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趋势性放缓。危机前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31%，而2012年~2014年则降到了24%。出口疲软除了因为中国体量过于庞大之外，也由于世界范围内缺乏熊彼特理论所说的推动长波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科技革命。以IT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趋于尾声，而低碳技术、3D打印机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尚未促成新一轮科技革命。

虽然可以得出中国当前增速放缓主要是周期性放缓的判断，但由于面临潜在通胀风险，只能谨慎使用货币政策来加以治理。有一点务必要引起注意，那就是不能因为当前中国通胀压力不大就忽视潜在通胀风险。流动性过剩暗含着通胀风险，2013年中国M2/GDP已经飙升到194.5%，不仅超过了美国和OECD等发达国家，也大大高于巴西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我国的房地产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吸收了大量的流动性，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所以过剩的流动性暂时还没有引发高通胀。一旦这两个部门的流动性被释放出来，极易引发通胀风险。另外，通胀压力目前只是被抑制了而已，在PPI连续30多个月为负的情况下，CPI仍保持在2%的水平，而危机前平均通胀率也不过2.1%，说明中国的确存在通胀压力。潜在的通胀压力会极大地束缚货币政策治理的空间，中国只能谨慎使用货币政策而不能过于宽松。

由于未来潜在增速将进一步下滑，而且中长期内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会保持一致，因此不适合持续使用宽松货币政策加以应对。

客观地说，潜在增速是事后测算出来的，很难准确地进行事先预测。不过，由于公众对中国未来长期增速非常关注，因此可以尝试通过设定各种要素的增长情形来大致推测未来的潜在增速。笔者的预测结果显示，中国2015年~2020年的潜在经济增速为6.3%，这与危机前的平均经济增速相比将下滑4.9个百分点，因此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

究其原因，支撑中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减弱。首先，由于官员考核不再以GDP论英雄，以往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明显减弱。其次，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劳动力数量将继续减少，人口红利不复存在。第三，新的改革都是硬骨头，故推进较为困难，体制改革红利大不如前。第四，目前的中国不同于1978年的中国，2014年中国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而1978年才155美元，因此亚当·斯密所说的“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过程”中的追赶效应大幅减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主导的低成本能源革命和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化浪潮有可能推动美国未来几年进入新繁荣周期，但由于美国很可能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美国筹建跨大西洋自贸区TTIP和跨太平洋自贸区TPP的举动就是重要信号），中国未必会享受到此次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

未来中长期内，不但潜在增速将继续下滑，而且实际增速也会继续下滑，因为前面说过，实际增速在长期内一定与潜在增速相一致。经济学中所说的长期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长短定义，只要价格得到充分调整就可以称为长期。按照这一逻辑，延续前面三年的增速下滑期，未来五至十年一定可以称为长期。结合目前状况和对未来的预测可以看出，虽然短期内实际增速会偏离潜在增速，但长期中将会与潜在增速保持一致并继续下滑。这与教科书中凯恩斯理论框架下潜在增速不变的假设前提是不同的。也正因如此，教科书中所述的一定时期内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萧条的标准结论对中国而言是失效的。因为，实行扩张性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除了制造通货膨胀外，根本无法拉高潜在增速。

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应对中国当前与未来增速放缓主要有两条对策。第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财政政策的“积极”重在减税而非走扩大政府投资的老路，货币政策的“稳健”重在保持定力，而非名为稳健实为扩张的冲动。这样的政策组合虽不能根治但可有效缓解增速下滑。短期中，以减税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助于稳增长，而稳健货币政策有助于控通胀，两者的协调配合不但可以缓解增速下行，还可以稳定利率以刺激投资。此外，减税虽是短期政策，但长期中可以降低总供给曲线，进一步缓解增速下行。第二，积极推进改革和培育创新能力，释放改革红利和技术进步红利。虽然两者是硬骨头，但它们才是推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