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笔者就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我国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启动内需的口号，但内需为什么却一直不振？固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与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的过度市场化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但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外国直接投资则是另一个主要原因，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又是造成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概括起来说，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主要通过资源、工资和投资机会三个方面严重地抑制了内需经济的发展。

第一，它把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成了内需发展的资金和资源严重不足，这与它旨在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争资源和争市场的矛盾南辕北辙。

第二，它还造就了一种低工资的“血汗工厂”体系，从而成为内需长期难以启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我国目前严重的泡沫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实施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严重后果。

我们下面就依次讨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所产生的这些严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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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造就了金融危机之前繁荣的出口导向部门与萎缩的内需发展之间相分割的“二元经济”。

如果说我国巨额的美元储备只不过是由于美元的不断贬值而遭受损失，虽然令人心痛，那倒也罢了。但问题是造就这种巨额美元储备的出口导向型仍在损害我国内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引进的外资仍在把国内储蓄转变成几乎没有用处的外汇储备，继续加重这种畸形的“二元经济”。

对于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型部门如何损害内需发展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举例说明：假如沿海地区引进外资1000亿美元，它必须兑换成人民币比方说6000亿元才能在国内使用，如果我国货币发行总量不变，这相当于从全国其他地区吸走了6000亿元人民币，这说明沿海地区增加了6000亿元的投资，其他地区就减少了6000亿元的投资；同样道理，出口创汇1000亿美元也具有同样的影响。

上面假定我国货币发行总量不变，但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因为引进外资或出口创汇1000亿美元而增发这6000亿元人民币，新增人民币会带来通货膨胀，由于沿海地区的货币供给比其他地区增加了6000亿元，其他地区的货币供给量表面上不变，但因为购买力下降了，资源的利用还是减少了，资源就从别的地方流向了沿海地区。

因此，沿海地区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实际上是一种与内地和内需产业争资金、争资源和争夺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机制：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和出口创汇越多，从内地或内需产业吸走的资金和资源就越多，内地发展就越缓慢，内地或内需产业也就越贫困。

出口创汇和以出口为目的的外国直接投资所积累的巨额美元储备不但一直在虹吸国内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资源，导致内需发展严重不足，而且也说明，内地或内需产业一直在补贴东南沿海地区和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金融危机之前繁荣的出口导向部门与萎缩的内需市场，并加重了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使西部大开发战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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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造就了一种低工资的“血汗工厂”体系，从而成为内需长期难以启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球产业价值链由跨国公司的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所构成，当国际大循环战略以廉价劳动力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时，它不得不受跨国公司的生产者驱动所支配。既然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竞争优势体现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上，那么，竞争压力将刺激资本家使用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成本更高的高学历毕业生。

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导致了这种低水平专业化的自我强化，导致了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次”活动。这种持续的对工资水平的挤压迫使工人不得不通过消费更少并尽可能工作更多来增加他们的“自我剥削”，这不但对工人及其家庭是损害，而且也产生了国内需求的严重不足。

而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购买者驱动情况下，中国企业也是通过被迫抑制工人工资提高竞相融入国际大循环的。例如，沃尔玛几乎每年都要把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货物的价格压低5%，国内企业家也就不得不把这种成本降低的负担转嫁给工人，从而再次产生对工资水平的挤压，造成国内需求的严重不足。

当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出口部门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时，其工资水平的长期被挤压必然对全国劳工阶层的工资增长产生严重的抑制作用，从而成为工资与利润在收入分配上严重两极分化的推动力。

按照刘易斯剩余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理论，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从理论上说，只有当全世界的剩余劳动都吸收完毕时，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和农民收入才能上涨，这也就是说，中国由于具有世界上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将处于“垫底”的地位。

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布下的陷阱，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正是通过上述低水平专业化的自我强化使中国锁定在了工人和农民实际收入提高缓慢的困境之中。因此，以中国工人和农民收入增长为动力的内需将很难启动，这就是我国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启动内需的口号，但内需却一直萎靡不振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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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和外国直接投资把我国民族企业压制在低端产业，本土制造业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积累起来的资金不得不投入股市和房地产等投机活动中，从而成为制造严重经济泡沫的基本力量。

作为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新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开始出现全面的和持续的恶化趋势，这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价格不断下跌。

“在1988年至2001年之间，收入越低的群体，遭遇的价格下跌趋势越严重;但是中国制造的产品的价格下降趋势甚至超过最低收入组国家，与此相似的是，技术含量越低，价格可能下跌得越厉害。出乎意料的是，资源依赖型产品的价格不如技术含量低的产品的价格那样趋向于下降。”

但大约从1998年开始，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国际贸易条件趋于改善，而我国总体的国际贸易条件却急剧恶化。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大幅度攀升，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持续下降。

由于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50%，所以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与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下跌交互作用，严重地挤压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再加上2005年后人民币的升值，使得原本利润率就很低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生存就更加困难了，大量的资金不得不寻求新的投资机会。2014年之后，我国贸易条件改善，但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国际贸易条件仍有很大差距。

1993年之后，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外资企业把持了我国国民经济中最有盈利前景的产业环节。

据报道，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已经达到21个，每个已经开放产业中的前五名企业几乎都是由外资所控制。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外包活动相比，外国直接投资更直接地通过控制这些产业，把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水平进入壁垒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土企业则被压制在产业链的低端。

在这种情况下，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大量资金或者不得不投资于可以在短期内就能产生回报的产业，因而加剧了钢铁、水泥、煤炭和建材等产业的大量产能过剩；或者转向股市和房地产等投机活动，特别是在前者的产能过剩日趋明显的情况下，无形中又加剧了房地产的投机活动。而国家又不得不把房地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地方政府则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不断推高房价，更加助长了房地产业的投机活动，加剧了社会的不和谐。

此外，由于国内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富人阶层把大量资金挥霍在奢侈品的消费上，以至于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中国竟然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25%以上。

（文章来源于乌有之乡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