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疫后经济恢复策”公益课系列第一课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开讲。在这节主题为“中国经济疫后重启与复苏的核心政策解析”课程中，刘元春提到，新冠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是一种停摆效应，而不是简单的内生性市场失灵带来的周期性变化和危机性变化。在巨大压力之下，如何进行精准判断，如何进行科学设计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用新理论新框架分析这一轮世界经济变化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2月份多项宏观经济数据可以看到，疫情给中国经济造带来的损失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刘元春认为，今年新冠疫情对于宏观经济参数的冲击，大大超越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各项宏观参数都创造了历史新低。尤其是疫情给人们带来的超级恐慌，是这两次危机不可比拟的。

刘元春分析，这一轮新冠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是一种停摆效应，而不是简单的内生性市场失灵带来的周期性变化和危机性变化。既有供给侧的大幅停摆，也有需求侧的消失，对中国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冲击都超预期，只有在复工复产、经济循环恢复后才会真正显化。

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在未来疫情充满变数和不确定的情况下，还有可能继续深度衰退。世界停摆导致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出现崩溃，失业率极速增长。如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预测，由于为应对新冠病毒而停工，美国第二季度的失业率可能达到30%，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史无前例地下降50%。

对此，刘元春解释，休克停摆效应不仅体现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深度回落，更重要是造成超级恐慌和市场信心崩溃。这一次危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范畴，因此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金融危机理论、周期理论需求管理理论都不适用。要用新理论与新框架来分析这一轮世界经济的变化。

这一个多月，各国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刘元春认为世界经济停摆与金融危机是否发生没有特别的关系，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疫情导致管控模式的强化，供应链断裂和休克停摆的悲观预期引起金融波动。此外，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石油战、美国的股市泡沫、企业债务杠杆，全球自2008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八大全球超级问题等也是主要原因。危机救助在不同模式下的内涵不一样。

刘元春强调，不同阶段矛盾和问题决定了不同阶段的政策目标和方法，我们当下所使用的政策与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及传统的供给侧管理传统不再是一回事。疫情导致停摆，既需要行政生产体系推动，也需要需求推动，这一次的疫情给全球宏观经济学界带来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超级疫情经济学。

我国经济社会目标需要调整

2020年1-2月份的宏观数据显示，疫情造成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同时下滑，其中需求侧下滑17个百分点，供给侧下滑12个百分点，需求侧的收缩比供给侧的收缩更加厉害。

刘元春表示，要使经济运行在供求恢复下重新良性运行，需要给经济发展安装一个“起搏器”刺激需求增长，从而拉动供给侧提升，也要尽快复工复产。

此外，经济社会目标需要作出调整。虽然目前数据表明复工复产进展良好，但远没有恢复至常态水平。原本我国2020年GDP增长目标为5.5%到6%，但就目前疫情造成的冲击来看，全年经济增长无论是6%还是5.5%，都意味着2020年的后面三个季度须大幅度反弹增长。这种目标下，未来经济发展路径会是一个强劲的“不对称V型反弹”，需要实施超级刺激政策。考虑到可行性，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可能需要作出调整。

刘元春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要目标是不行的，会导致各部门各自为政，资源配置混乱。目标设定太高或太低也不恰当，需要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增速的基础上，制定一揽子与宏观政策措施相匹配的刺激政策。同时，不能只着眼于现行经济发展，要目光长远，考虑到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2020年总体经济压力非常严峻，不确定性也非常高，但从中期视角看来，仍充满很多战略机遇。如果目标恰当、方法得当，中国有可能实现‘V型反转’。”

鉴于未来依旧面临疫情冲击、外部压力和复工复产困难等多重不确定性，刘元春提出底线管理很重要，“我们应当从过去‘保增长’的数字目标转向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的底线管理。要有最坏的打算，使我们的政策在基准判断的基础上具有可调性、弹性、可扩张性和多元组合性。要根据目标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来设计发展路径，而不是简单地拘泥于“新基建”、都市圈、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等，要根据我们的目标和可行的路径，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来研究刺激方案的主体和幅度。”

(文章来源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