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回望过去，眺望未来。2019年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实现了“六稳”，宏观经济指标均符合预期政策目标。2020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依然，短期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大。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杂变化背景下，供给端和需求端均有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比较而言，供求两端“双收缩”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自然增长速度可能进一步下降，需要实施更加明确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要坚持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功能，强化其结构性效应，提质增效，有效提高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水平，保障稳增长所要求的流动性，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保持持续健康增长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的历史性挑战和机遇。一方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另一方面，也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推进“六稳”工作，实现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增长；同时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有效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依然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

就宏观经济增长主要指标看，我们预计，全年GDP增速处于预期区间，有望达到6.2%左右，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2019年中国GDP总量有望接近100万亿元，占2019年全球GDP比重16%以上；人均GDP水平将超过1万美元，达到或接近全球平均水平；CPI涨幅全年平均预计在3%左右，虽然受到猪肉价格上涨冲击，但总体保持在预期政策目标水平上；调查失业率预计5.2%左右，实现了预期政策目标5.5%以下的要求。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贸易正增长，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左右，其中出口同比增长5.2%，进口负增长0.1%，贸易顺差扩大，相比同期全球贸易增速的大幅回落，中国稳外贸成效显著；外商直接投资保持正增长，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同比增长6.5%，尽管一些低端产业从中国搬迁到东南亚等地，但外资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和服务业投资规模扩大；在外贸、外资增长平稳的基础上，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外汇储备开始回升；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1%，与GDP增长基本同步；经济结构转变取得明显进展，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同比增长6.3%和4.6%，高于工业总体盈利水平；“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性进展，特别是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有效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总之，2019年中国经济在国内下行压力增大、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了持续健康增长势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达到了预期值，“六稳”的要求全面落实，在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仍保持领先优势，为全面实现“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行压力不减

尽管2019年宏观经济指标均在政策目标区域之内，但动态地看，经济下行压力不断上升，2019年按季度看，增速是持续下降的。总体上全年同比增长预计为6.2%，虽然与全球相比增速领先，但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回落，表明总体上中国经济仍处在下行周期。从我国经济增长近几年变化周期特点看，自2009年第一季度名义GDP增速反弹达到高点后持续回落，到2015年第三季度达到底部，2015年底触底反弹至2017年第一季度达到顶点，尔后又开始持续回落。按这种3至4年下行周期测算，我们认为，2018年至2019年是经济下行的加速期，2020年至2021年则可能是本轮周期的触底反弹期。

从需求端来看，一是市场化去库存和政策性去库存叠加带来了明显的紧缩效应；二是房地产市场处于下行周期态势明显；三是民间投资收益预期下滑、增速放缓；四是国有企业去杠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暴露等导致经济主体偿债能力仍未明显扭转，金融周期底部运行特点明显；五是居民消费增速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9年前三季度实际同比增长仅为6.4%，有所回落；六是在逆全球化和国际冲突作用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提升，国际贸易增速回落，世界经济低迷程度加剧，增速下降，中美贸易摩擦如何解决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

从供给端来看，一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基数红利逐渐降低。低经济基数下显示的阶段性高速增长，伴随基数的扩张会逐渐减弱。特别是人均GDP水平突破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会进入持续下降期，如日本上世纪70年代后、韩国上世纪90年代后，人均GDP突破1.1万国际元后都出现了速度的放缓。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二是工业化红利持续递减。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下滑与第三产业快速提升，表明传统工业化加速的结构增长效应已基本终结，工业制造业企业利润紧缩，企业内生动力不足，中国制造业PMI值呈现波动下滑的趋势，表明工业生产活动扩张的内生动能整体较弱；由于受创新力提升迟缓及不确定性限制，新动能转换相对不快，升级性的结构调整步伐放缓，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高新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战略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均出现下滑；并且由于各类对新动能产业支持政策的到期，政策红利减弱，一些成长中的新产业和企业面临严峻挑战，加之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传导效应逐渐显现，对高技术产业新动能转换产生实质性的冲击。因此，经济结构调整会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的影响。三是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使中国经济增长传统动能之一的全球化红利加速下滑。四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快，流动性人口的负增长和储蓄率的持续下滑，表明作为经济增长传统动能之一的人口红利已进入加速递减期，中国人口峰值事实上已经或即将出现，2018年新生儿减少200万，老年人口则大幅增长。五是要素成本红利开始全面减少，尤其是土地、能源、环境等资源约束更为严格，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既无可能更无竞争优势。

判断自然走势

总体上看，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因此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同时面临国内“三期叠加”，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矛盾交错，全球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化受阻，不确定性加剧。因此从2020年经济增长看，中国经济无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从供给端都面临明显的下行压力，2020年供给和需求的自然走势呈现“双紧缩”态势。需要根据影响供给和需求的不利和有利因素的比较，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就总供给而言，扩张性因素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一是发展性因素的改善，包括技术进步、外资投资增加、能源成本可能下降等。二是制度性红利的反弹会对冲部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作用，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回升；持续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企业库存周期触底反弹，企业市场活力上升，产业结构呈现良性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出的2217个改革方案，仅2019年便出台285个改革方案，完成46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61个改革任务，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更加凸显；市场营商环境明显改善，创新指数大幅提高。三是应对外部冲击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关键技术、科技研发、重要设备等方面的战略政策启动会带来新的结构性拉动效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计算机、机械设备、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等领域已见成效，净利润同比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但总体上看，如前所述总供给方面的不利因素更显著，总供给呈现收缩状态。

就总需求而言，积极因素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一是部分领域投资需求的增加，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改善，国有企业投资上升，民营企业投资预期改善。国有企业在经历了去库存、去杠杆周期后，在本轮逆周期调节中开始“后发”，投资能力回升，同时对民营企业具有带动作用。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红利将进一步显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实现，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减少相对贫困人口阶段，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渐深化，内需市场扩张的基础进一步充实，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中产阶层消费潜力将不断提升，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将突破40万亿元大关，其基础便在于发展带来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上升。三是全球经济政策同步宽松将给2020年带来全球政策红利。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与2019年年初相比，全球各国央行大都下调了政策性利率水平，全球经济恶化状况有望得以缓解。但是综合前述总需求方面的不利因素，2020年总需求大概率收缩。

综合研判有利和不利因素，在总供给、总需求“双收缩”的条件下，2020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自然走势（不包含政策作用）下GDP增速可能低于6%，相应的CPI的自然走势较2019年也会有所下降，可能降至2%以下。

坚持稳中求进

基于上述判断，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总基调需要继续坚持贯彻稳中求进。

“稳”首先是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起大落。根据经济增长的客观性阶段性规律和自然走势，一要有利于高质量发展，防止出现高通胀。泡沫式增长必然严重牺牲经济发展质量，高质量发展必须严格防止“经济过热”。二要在经济增长上保障就业目标的实现，防止经济衰退。三要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求相衔接，保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2020年稳增长，GDP增速应在5.5%至6%之间为宜。通过政策调控使实际增长速度略高于自然走势。

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力促稳增长。在需求管理上，笔者认为，总体上应采取扩张性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方向必须继续坚持，同时强调提质增效，突出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应。此外，还要加大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必须继续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提高企业先进生产设备减税抵扣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力度，调动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完善结构性减税，重点扶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进一步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财政支出项目重点进一步向民生项目倾斜。

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灵活适度。在财政政策强调结构性效应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应更加注重总量效应，不宜过度偏向结构性操作。就总量货币供应而言，M2不宜设定过低，应为预防通缩风险和各类金融指标内生性收缩预留政策调节空间。同时继续通过降准、定向降准、MLF等工具实施精准“滴灌”，尤其是向制造业企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倾斜，切实降低其融资成本，提高其盈利能力和贷款意愿。

“进”则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继续深化。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提高生产者竞争力。与需求管理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直接影响消费者，而是影响生产者，包括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国民经济体系（宏观）。因此，要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加快完善要素市场，深化产业组织变革，深化产业结构升级。总之，在巩固前一时期“三去一降一补”成效的同时，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制度创新，重要的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通过深化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从营商环境看，一是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尤其在价格方面要进一步放开，鼓励公平竞争。二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是生产者效率，只有长期稳定的政策才能真正见效。三是强化法治之力，减少人为干预，以稳定市场预期。从消费环境看，一是要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稳定消费者信心；二是要完善消费基础设施；三是完善消费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序。

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除在需求和供给两端采取相应政策和改革举措外，还必须高度关注可能发生的主要风险点，尤其要关注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国际金融风险等。

总之，在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过程中，必须坚持做到“四个必须”，即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也就是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上，在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在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上，在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上等各方面必须协调统一，进而达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防风险的目的。

（文章来源于经济日报）

相关课程推荐：

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金融投资与金融市场分析方向课程研修班招生简章

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企业管理与投融资方向研修班招生简章

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方向研修班招生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