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营商环境就是促进商业活动的各类制度环境的总和，因此只有改善营商环境，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全国自上而下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从2013年到201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每年的第一次会议均将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作为主要议题。从去年到今年，很多省市地方政府将当年命名为“营商环境提升年”。在全国各地争相加入营商环境良性竞争的同时，中西部一些地区不免感到迷惘和焦虑。多个第三方机构开展的营商环境评估结果表明，总体上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营商环境总体评分方面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而经济不太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处于落后地位。这是否意味着中西部地区难以改善营商环境？难以吸引优秀企业落户？难以实现经济追赶？倒也未必。中西部地区如果能对症下药，就会改变现状，体现后发优势。 
  中西部地区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的普遍问题有哪些？其一，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凡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政府财力有限，因此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其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大潮涌动，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海外贸易或者对外出口。其三，高素质人才匮乏。人才是最重要、最高级的生产要素。由于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因此难以吸引很多高素质人才。而高素质人才匮乏又进一步制约了当地的生产力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欠发达“循环”。其四，人情关系重于契约精神。一些基层和传统地区，人情味道浓，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薄弱。简而言之，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比东南沿海慢了半拍。 
  针对上述问题，中西部地区应该如何改善营商环境呢？ 
  好的营商环境要接“地气”。地气主要指地利之便，西部地区要利用政府和市场结合的灵活机制，多方筹措资金改善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转型中国的成功之道。中西部地区要善于利用市场化机制，例如通过PPP机制或者发行定向债券来吸收社会资金，而不是光凭本地政府财力去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那样可能导致债台高筑。另外，向社会多方筹措资金的过程和努力，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部分实践内容。向社会特别是向企业筹措资金的便利程度本身也是度量营商环境的一个向度。 
  好的营商环境要招“财气”。“财气”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开放程度、包容程度和景气程度等，是营商环境好坏的基础的基础。舍此而讨论营商环境，无异于缘木求鱼。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让当地的经济发展起来、活跃起来，才是最重要的。当东南沿海和大城市如火如荼地搞“总部经济”时，中西部地区可以大搞“分部经济”，利用“分部经济”和虚实结合的供应链，发挥比较优势，对冲地理位置的弱势条件。一个头部企业，很难在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安置总部，但是可以将一些涉及生产、加工和运营的分部安置在中小城市。大部分制造业企业都有一些供应链条需要考虑运输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因此中西部地区也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好的营商环境要聚“人气”。“人气”指的是一个地方人才集聚的程度，也是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的最直观的表现。一个人才广聚的地方，营商环境自然不会差。中西部地区要通过灵活的招才政策，充分挖掘一线城市高素质人才的“冗余价值”。不可否认，由于一线城市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条件优越，更容易吸引高素质人才聚集。但是，高素质人才本身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中西部地区要善于利用，柔性引智。例如，可以为高素质人才在当地安排兼职，聘请高素质人才担任当地“分部经济”的顾问或负责人，让高素质人才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指导。另外，要充分利用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提供的倾斜支持计划，通过申报国家级人才项目来吸引高素质人才落地。 
  好的营商环境要养“文气”。“文气”之要，首在倡导重商文化，发扬契约精神。在这方面，政府应该率先垂范。政府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才能尊重契约精神，遵守商业道德。中西部地区要把淳朴的民风和现代商业精神有机结合，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彰显现代商业文明。 
  政商关系也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改善营商环境，如何评价考核地方官员很关键。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就必须建立明确的考核机制，而明确的考核机制依赖于有效的第三方评价体系，通过外力倒逼地方政府形成良性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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